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是对《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文件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要求的贯彻落实。

《方案》创造性地融合了“双碳”目标与建设美丽中国的多要素目标，将总抓手进一步分解为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不仅将全面提高中国环境治理综合效能，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多赢，而且将引领全球气候与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进入污碳共治的新时代。

《方案》引领了全球气候和环境协同治理。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先经历了上世纪污染治理的历程，近年来又聚焦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协同管理的经历和经验并不充分。以美国为例，国家环保署“综合环境战略”主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空气治理提升气候效益；加州“清洁空气愿景：空气质量和气候规划框架”，试图整合空气质量州实施计划和温室气体控制框架，但只是在2021年启动框架设计后就未再更新。加州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发布了“2021年湾区清洁空气计划”，在减少臭氧前体物排放，保护公众健康，并协同减少所有社会经济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整合了政策，但未涵盖其他环境要素。以IPCC为代表的主流气候政策研究机构从科学认知和模型推演等角度分析了气候政策的环境等多重收益，但是常常忽略了环境治理主动性对气候应对的积极推动作用。

《方案》的出台，不仅创造性地将温室气体减排和气水土废弃物等多环境要素全面衔接，而且从措施和政策机制层面提出落地实施要求，凸显中国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的决心和力度，是国家大部制改革整合管理职能的重要成果。两者的结合不仅能切实发挥好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源头牵引作用，建立降碳为人民提供生活幸福感更直接的联系，而且能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协同促进低碳发展，体现中国本地环境政策国内对经济社会转型引领和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这为广大处在污染治理中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有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需求的发达国家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方案》体现了三大创新。行业治理路径创新，以结构调整、布局优化、治理技术优化行业发展路径；环保制度机制创新，以多要素协同、政策协同、机制协同为手段，完善法规标准，准入管理和激励政策，实现生态环境体系的多要素全流程协同升级；地区和排放主体减排模式创新，从重点区域和城市、园区和企业，社会公众实现减污降碳的率先突破。

（一）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协同减排路径创新

一是通过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减煤控油。据测算，化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占到PM2.5来源的三分之二，臭氧的五分之四和温室气体排放的90%。北京实现PM2.5和臭氧双降和空气质量全达标，核心措施是将煤炭和车用燃油从峰值分别削减95%和约8%。《方案》要求同步开展能源生产侧清洁化低碳化和能源消费侧电气化，将有效推动工业燃煤、建筑用能、农业用煤和交通用油的电能替代，为环境质量改善和碳达峰奠定决定性基础。

二是推进结构调整实现工业领域协同减排与产业升级。工业源占全国大气污染物排放的35%-48%，占全国二氧化碳的48%。《方案》突出“绿色制造”，强调工业领域全流程绿色发展。针对二氧化碳排放贡献近15%的钢铁行业，《方案》首次明确到短流程炼钢占目标，提出“研究建立大气环境容量约束下的钢铁、焦化等行业去产能长效机制，逐步减少独立烧结、热轧企业数量”，进一步强调以环境质量目标为导向的产能调控方向，将有利于全国尤其是重点区域加快钢铁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

三是通过交通电动化实现行业协同减排。交通源排放是城市细颗粒物与臭氧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全国约35%的氮氧化物和18%的挥发性有机物来自移动源，部分发达城市PM2.5源解析中移动源排放贡献已接近一半。《方案》提出以“加快新能源车发展”为主线的协同增效路线，明确“到2030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量的50%左右”的要求。相较此前国家《“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20%、《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40%的目标更具有引领性。